广场最后的留守者（六）

溯石

“我们同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”

——《让世界充满爱》

广场上街头上学校里的人基本散去，但无数人的心其实前所未有地长在一起。

之后那几日我心中只是回响着《让世界充满爱》的旋律，脑中闪回着最后记忆里广场上人们的面容，有最后阶段视野中出入小帐篷的众多才俊，也有柴玲活跃机敏的影子…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，怎样活着。

我紧拽着鲁迅的文字熬过一段痛楚的时光，潦草地遍览了他的散文与杂文集，其实只能专在那些泛着血色的黝黯处低首徘徊，在他向着深渊的浩歌处寻章摘句。

腿上的瘢痕整个夏秋都难以褪去，有时让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忧伤地想念起我那浅绿色的老飞鸽自行车，甚至有种它做了我替身的感觉。这车来自母亲的传赠，同一色泽款型我只见过一次，不知它陪伴了母亲多少岁月的奔波，至少它贯穿了我有记忆以来的所有时光。这个春天到来前我刚刚拥有它，似乎专为载我游历京城五十日的奇观。6月3日午后，它有怎样的去向和命运？可知的是，当晚它在南池子“血墙”沐血雨，睹惨剧，然后被集体捆缚、收缴、毁弃……它若有灵，也有自己独特的视界和故事。

万润南先生感慨：“是四君子组织了广场最后的撤退，避免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遭杀戮。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。然而，他们却遭到了逮捕、关押、判刑。”

那时，根本不知道“绝食四君子”冒险赴难与戒严部队谈判达成和平撤离广场的过程。最早看到的相关信息应该是新华社的通讯《和平撤离，无人死亡——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》，侯德健提到：“当时很多人，包括我们四个都不冷静。××医生倒很冷静，建议我们不妨去找戒严部队谈一谈，争取能够给点时间，使我们这些人和同学能够和平撤离。”

这位医生恰好就是我6月3日下午在广场遇到的北京协和医院宋医生，他接受采访时说：“6月3日晚约十点受红十字会委派曾送水到纪念碑，知道他们绝食的地方，就决定试一下。两三点钟左右，我上到纪念碑最高层北侧，找到了他们。我以医生身份向侯德健等人提议，应该让学生撤出去，出现危险是不好的。侯德健等人谈到，他们也有这种想法，但他们不是‘高自联’的人，恐怕不好办。我又建议，是否可以和解放军直接谈一下。侯德健等人表示同意，并说希望我一块去，有个医生在场比较好些。我仔细考虑后，答应了。”

三十多年后才从周舵先生写的《血腥的黎明》及其续篇中补全了撤离背后我未知的故事，还惊喜地发现了我惦念的宋医生的去向。

“我们有个保健医生——我们都是首长待遇——叫宋松的一个小伙子……”

周舵、侯德健和宋医生先历经一番惊险和周折，“……过一会他们跑过来了，说‘你们赶紧回去，指挥部已经同意了，给你们在东南角留了通道。你们赶快回去带学生出去。’我们连滚带爬跑回去。

我们在广播里反复动员，我先讲，然后侯德健、刘晓波、高新全讲了，一定要让大家撤。学生还在争论撤还是不撤，把我急坏了。我就跟侯德健说，‘不行，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推迟行动的时间，哪怕给我们半个小时也好。’我们又跑回去，这时就剩三个人，小宋还跟着我们，又重复这个过程，又跟他们讲了半天。他们说没有任何可能。军令如山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……我们赶快跑回去，回去的时候才发现，学生已经开始撤了。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！学生们打着旗唱着歌……这个时候我一看，整个顶层平台上一片钢盔的反光，早已被部队占领了……我们三个人，小宋还一直跟着我，就看见那些学生，很悲壮的，慢慢地往东南角撤。

我正要跟着走呢，突然抬头一看，前面一大群军人，离得非常近了，挺着刺刀就过来了。我也没来得及多想，赶紧就跑过去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‘别开枪！别动手！同学正在撤退，’等等，喊的什么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。结果话音没落，一个东西就捅过来了，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，一下子就捅在我这边，就在心脏旁边的肋骨上。当时我就要窒息了，差点坐在地上。小宋跟着我，赶紧把我扶住了，然后就跟他解释，说这是周老师，谈判代表什么什么，当兵的根本不理这一套，嘴里骂着脏话照着他就是两下。”

“小宋从家里取出自行车把我一直驮回家；在我家大门口，我们撩起外衣看伤，竟然都在同一个地方，就在紧挨心脏左边的肋骨上。小宋真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，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我，寸步不离。他后来去了美国，我们在波士顿又见了面。”

而在吴仁华先生看来：“‘绝食四君子’带领学生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美好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，就在他们通过学生广播站动员说服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之时，解放军戒严部队已经开始最后的武力清场行动，第27集团军特遣分队奉命冲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，开枪击毁了学生广播站喇叭，占领并捣毁了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。”

周舵先生还写到：“从西单这个路口拐过来往北走——那是我第二次流眼泪——我站在那儿愣住了。我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形！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：马路当中是一片狼藉，就像经过一场大混战一样，废砖烂瓦，什么烂铁条自行车，乱七八糟一塌糊涂。但是你看两边商店的橱窗，没有一块破玻璃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！我当时心里就在想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‘暴乱’啊！没有一个人砸玻璃，到里头偷东西抢东西！……天底下哪有北京六·四这样的‘暴乱’啊！我心里想，北京人真是了不起，太伟大了！”

4日后不久的一天，我和协和医院宋医生约好到他值班医生的宿舍见面。那一阵乘公交车出行，竟出现了自己都惊讶的心理恐惧——潜意识中很想把头埋到玻璃窗的高度之下，似乎窗外那些枪口随时会迸出子弹击碎玻璃，或是被胖揍后留下的后遗症吧。

尽管一切已与6月3日那个下午不同，宋医生依然一片热诚光明，悲悯中又带着高贵的克制。他一句没有提到自己为广场和平撤离所做的努力，也没有讲述对周舵先生的一路陪护，更没有言及自己也有挨打受伤的经历。从他那里我知道：由于京城气温连日居高不下，协和医院的冰柜早已“人”满为患，以致气味漫溢。

某天突然看到那篇报道中对宋医生的采访，我很惊讶，特地去电表示感佩。他友好谦逊，未多说什么。当我再次电话联系，医院里的人说他走了，离开了……没有更多，但我能猜出一些。

天凉了，寒风起。

“我永远怀念那樱桃红艳的美好时节，

为逝去的年华我心痛欲裂……”

——《樱桃时节》

鲁迅表达过“时间永是流驶，街市依旧太平”的悲凉无奈，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这样感慨：

“街垒后的孩子们，没能看见黎明，

一年又一年，

分分秒秒直至岁岁年年，

什么都没变，也永远不会变。

泪水、愤怒、怀疑无济于事，

你的祈祷高位者亦不屑理会

流转流转，从不曾有改变，

得胜的总是他，被碾碎的总是你……”

忽然失去了所有线索与消息，那些人那些事，那些梦那些痛，都不知去向何方，一概不知，无从可知，这真是无与伦比的折磨。头脑中总不自觉地浮出一个意象：大海上，一场惊天浪潮退去后，一条被晾在沙滩上的鱼，在极度干涸中挣扎，渐渐失去了活力。

毕业后工作得而复失，又失而复得，八九风潮过后再次得而复失，因为权力更迭，承诺失效。其实时至今日，我才知道当时作为一个漏网的“社会闲杂人员”简直是天赐之福——避开了人人过关的清查，免除了可耻的检讨悔过。我的一位长官曾提交了8次检讨，一位记者说反复誊写的检讨书摞起来尺把高……

秋深之际，我与广场好友电影学院的Z曾试图建立广场朋友的固定聚会，尚未拢起便风流云散。某日，收到一封来自俄罗斯的信函，一位雕塑专业的沈阳朋友返回学院后便被开除，于是选择远走他乡……外地学生返校后，常会遭致更严苛的惩罚。

离散与告别似乎太早地成为一个青春的主题。而离别无处不在，出版、报刊、媒体、演出都更换了频道，也换了一副心肠，曾经熟悉的议题、作者、人物、景致都消失不见，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。我们年纪轻轻，一再欣逢社会巨变，少年时那次被称作冰河解冻，大地回春，此次又来个急弯转，我们的心似乎一下就老了，或未老先衰。

若干年后曾有新生代好奇地询问：巨大的喧嚣与狂欢结束后，大家可怎么过呢？据自己的观察与旁人的佐证，并非全是玩笑地告知：许多人刻意地、疯狂地、愁肠百结地、痛不欲生地沉入恋爱，而且最好是遇到一场极度痛楚的、煎熬的、狂乱的、无望的苦恋——无痛不欢，因为大家都面临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“空洞”，唯有“直教人生死相许”之物能勉强填充、平衡、麻醉它；有年长些的朋友也跟我追述当年此情此景——已分崩离析的复合了，两情相悦的一指捅破，踌躇犹豫的将就了——爱情，那是相对有效的止痛剂，是伸手可及的救命稻草。

与几位广场朋友的友谊延伸成为那个寒冷冬季的温暖支撑。但回想跟小M的多年交往却黯然神伤，想来我们从未能在扬眉吐气的欢乐时光相聚。从广场绝食相会到4日凌晨同被棒出，再到漫长时日中从未散去的愁云笼罩，我们真如一对难兄难弟。我们命定难以适应也不愿逢迎接踵而来的新时代，他毕业后独立营谋生计，时而想入非非做些田园梦，终又逃不过唉声叹气的结局；而“找工作”成为我延续不绝终生循环的主业——不是被残暴地褫夺了饭碗，就是冲冠一怒自己把饭碗踢飞，小M总在我一次次沦陷之际援手相助，而我麻烦层出不穷, 最终羞愧难当，发誓待我时来运转且能助他一臂之力前不再烦他——但这一天从未到来。

朋友小W(韦武民），曾在广场的五月春光里找回快乐，得知她后来返回家乡武汉了。1994年初，忽然接到她一封她父母告知噩耗的来信：她已在一年前离世，方式惨痛。

近年我才吃惊地看到海外媒体上竟广泛流传着她的故事，却与真实情况有不小的误差，她的离世的确并不直接与“八九”相关，而是另有隐情。

黄河清先生编著的《六四底层列传·英雄谱》中，她被置于首席：

杀身成仁者韦武民

韦武民，女，武汉人，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83级学生，参加过天安门绝食。6月4日后清查中遭整肃，某日，她迎着火车头走去，撞车自杀，香消玉殒，身殉国殇。

为查证她离世的准确时间，复原她生命终结的本真状况，近期我翻出了小W（韦武民）父母当年给我的来信：

“小韦命太苦，人生途中多挫折，没有顺利的时候，疾病缠身多年，好不容易治愈开始工作了，然而上班以后，得不到单位领导的理解和同情，给她带来一点温暖，恰恰相反，对她另眼看待……她对原单位如此歧视、排挤怎么也想不通，不堪忍受这般凌辱，竟于93年元月21日（92年腊月29日）晚上，趁我们不注意，含恨悄悄离家出走后三个多小时，就在武昌站附近被火车撞倒身亡。”

韦武民逝于1993年1月21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九。

“记忆可能是现代人的最后一束稻草”

——普鲁斯特

我们的青春葬于长街，我们的成年始于血祭。

我们不断地告别与流浪，我们的开始往往就是结束。

一遍遍贪婪地观看关于捷克天鹅绒的专题片《无权者的权利》，在人民与哈维尔的胜利里想象另一种故事。东西方的四季、节气各不同，气候类型本也不同。

有后生代朋友对受到赞美的1980时代充满向往和羡慕，又对为什么会在八十年代末发生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感到困惑。

林达先生在《带一本书到巴黎》中描述了法国大革命发生前的情状，颇具启示。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发生在思想钳制最烈之际，甚而相反，“对于游离于王室之外的知识阶层，宫廷对他们已经不仅是宽容，简直是纵容了。”“（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）在很长时间里，已经没有立斩午门的性命之忧……甚至在不同的时期出入宫廷沙龙，和他们要反对的旧制度的代表人物高谈阔论”“思想的先行，制度的陈旧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呢？……当旧制度在民间的历史宿怨从来没有消散，而社会向宫廷提出自己要求的渠道却被长期强制切断，在这个时候，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呢？”

还有对“成功”的诘问—— 一个完全不成立的假说。

“成功”，这个词汇可曾在广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心中出现过？这个“成功”所指无疑与权力相关，与改朝换代相关，与中心与边缘的互换、与从我们变成他们或他们附庸的欲望有关，仍是“彼可取而代之”成王败寇的路数，但它与独立的公民意识无关，与开拓平等自由的社会空间无关……

“八九”恰如一季鲜花无可抑止、前所未有的蓬勃“绽放”——仅其所蕴含的天道与人道，爱与美的种种力量也远非功利得失所能概括。事实上，急功近利，追求速成正是它的敌人，那正如无法将春天绽放的花朵直接催熟为秋天的果实。

一直背得出电影《悲惨世界》中的一句旁白：“战斗结束了，革命的火焰还没有燃烧起来，起义就被镇压了下去，但事情并没有结束……今天是国王的，明天是人民的。”

哈维尔说道：“首先，你必须意识到，你对整个世界负有责任，如果年轻人采取这样的一种立场，那么很有希望，实际上它也是唯一的希望。”

1990年初，我去北京电影学院与广场朋友Z相会，他让我在学生宿舍等他。深冬的暖阳从窗玻璃映入，照亮了贴在床铺墙面上的一张海报，吸引我仔细看去，这是当年崔健为亚运会募捐全国巡演的招贴，整个画面呈血红底色，巡演以崔健一首著名的歌曲为题——“从头再来”。

转载于《议报》